，有时也被称为孤立语。如果说屈折语是把语法功能“融合”进词形变化的“魔法师”，那么分析语就是依靠语序和功能词来搭建句子结构的“建筑师”。分析语的核心特点与屈折语正好相反。分析语的词形高度固定，一个词基本只有一种形态，无论它在句子中做什么成分，本身不会变形。“爱”就是“爱”，“我”就是“我”，且严格依赖语序。主语、谓语、宾语的位置一旦改变，意思就会天差地别。如果要表达时态、语态、语气等复杂的语法意义，就只好借助“了、着、过、的、地、得、把、被”等功能词来完成。看到这里，想必你肯定看出来了：而我们中国人的母语——汉语，正是分析语最典型的代表。
现在，我们可以说回英语了。可能出乎你意料，英语对于不列颠岛而言，实际上是一门外来语言，与英语亲缘关系最近的，不是爱尔兰、苏格兰所用的凯尔特语言，而是德语、荷兰语等日耳曼语族的成员。非常不严谨的说，英语可以看作是高度简化的德语。古英语最初是日耳曼部落昂格鲁-撒克逊人所说的语言，他们入住不列颠后凭借充沛的武德打败了原住民凯尔特人，将这片土地命名为England，即“昂格鲁人的土地”。从此，不列颠岛上就正式说起了英语。
现代人如果直接去看古英语的文本，会感觉像在看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，这是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屈折的日耳曼语，具备所有典型的屈折语特征，如复杂的名词变格：名词有四种“格”：主格（做主语）、宾格（做宾语）、与格（做间接宾语，相当于
to/for...）、属格（表示所有，相当于 of/'s）。一个名词的词尾会根据其在句子中的功能、单复数而变化。例如: stān (石头)，可以是主格单数: stān (一块石头)；与格单数: stāne (给一块石头)；属格单数: stānes (一块石头的)；属格复数: stāna (石头们的)。再如语法性别：所有名词都被赋予了阳性、阴性或中性，这和它的自然性别无关。例如，wīfmann（女人）是阳性，而 scip（船）是中性。形容词和冠词需要根据名词的性别、格和数进行相应的变化。
头不头疼？如果你学的是这种英语，你受的了吗？
这种高度曲折的英语的瓦解，还要归功于英国特殊的历史：水平太菜，天天挨打。
9到10世纪，维京人大规模入侵英格兰。讲着古诺尔斯语（另一种日耳曼语）的维京人在英格兰东北部定居下来，两个族群日常的交流也日渐频繁。古英语和古诺尔斯语虽然是亲戚，很多核心词汇相似，但语法和词尾屈折却不尽相同。于是，在日常交流和贸易中，两个族群的人为了让对方听懂，只好下意识地简化语言。那么，最先被“干掉”的是什么？当然是那些复杂又听不懂的词尾啦！于是，双方都更倾向于使用核心词干，而用语序和一些简单的介词（如 to, from）来表达意思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英格兰人还没消停多久，就迎来了又一波大规模入侵：诺曼征服
。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国。这是对英语语言结构的一次“地震级”的冲击：讲法语的诺曼人成为了英格兰的统治阶级，法语成为英国的“贵族语言”，上层贵族、法庭、政府使用法语，而下层平民继续讲着已经开始简化的英语。英语的官方地位丧失，没有人去维护和教授古英语那些“高雅”但复杂的语法标准。语法失去了“权威”，便在民间自由发展，简化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。这次冲击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语音学影响。日耳曼语的重音通常在词根（第一个音节），而法语的重音在词尾。两种模式的碰撞，导致了大量古英语词汇的非重读词尾音节被弱化。比如，之前那些清晰的 -a, -u, -um 等屈折词尾，都被弱化成了一个模糊的 -e 音 ，最终在口语中完全脱落。词尾的发音都消失了，其承载的语法功能又怎么可能存在呢？
于是，经历了数百年的简化和融合，英语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：一个更偏向分析语的语言。名词的格消失了，我们只能依靠主-谓-宾的语序来判断谁是动作的发出者，谁是承受者。介词取代了古英语复杂的属格和与格，用来表达归属、方向等关系。单词的性别也彻底消失，再也不会有“女人为什么是阳性”这样奇怪的困扰了。
当然，这种演变并非100%彻底。现代英语依然保留着一些屈折语的遗留痕迹，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让学习者抓狂的地方，即人称代词的格：I/me, he/him, she/her, who/whom；名词所有格：-'s (这是古英语属格的唯一主要遗迹)；第三人称单数：-s。少数不规则动词和复数名词：go/went/gone, foot/feet。
所以说，我们学的是现代英语而不是古英语，你就偷着乐吧。相比古英语那些恐怖的屈折变化，第三人称单数又有什么难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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